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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大潮浩浩汤汤，向前奔涌永不停歇。澎湃背后，蕴含着无尽的挑战和机遇，传递着更新与变革的力量。
经济学家都懂得“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的道理，每一个数据的微小波动都可能引发市场的起伏，挑战着政策的决策者、企业的战略家，以及每一位投资人的心绪。只有真正理解其规律和趋势，把握住经济浪潮的脉搏，才能在变革的时代中获得成功，为国家和世界带来繁荣与进步。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刘洋从求学时算起，已经踏入这条激流中劈波斩浪近20载。在同行眼中，这是一位充满活力且极具创新精神的年轻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全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挑战传统的研究思路。
虽然表面看上去书卷气十足，但刘洋的骨子里却有着一种强硬，观点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任由市场如何狂飙跌宕，他内心很笃定一个念头：做研究永远是一件脚踏实地的事。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上海，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刘洋出生后的那几年，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粮票、油票等“凭票购物”的规定，结束了长达近40年的“票证经济”时代，这意味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这也成为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窗口，是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风向标，这座城市的发展巨变令世人瞩目。
刘洋成长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对于经济金融研究颇深，潜移默化中，也让年少的刘洋对于经济学产生了懵懵懂懂的兴趣。在父亲的书桌前，他第一次翻开了那本泛黄的《经济学》。萨缪尔森笔下的供需曲线与市场均衡理论，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少年刘洋心中对经济世界的好奇与向往。“那时候，我还弄不懂复杂的数学模型，但能感觉到经济学在解释世界运行规律上的魅力。”兴趣是一个人积极探究事物的源动力，也是决定未来能走多远的关键因素。这份对经济现象的好奇与探索欲，如同播撒在心田的种子，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越发茁壮。
2007年，刘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式踏上了他的学术之路。在复旦的4年里，刘洋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还通过参与孙立坚教授的博士研讨会、研读论文，逐渐构建起自己的学术框架。在方汉明教授的课堂上，他学习了拍卖理论，将复杂的数学模型运用于设计定价机制。他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与同学们一起探讨经济热点问题，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到系统性风险防控，每一个话题都让他兴奋不已。在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交换生的时候，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教授经常给学生出宏大的作业题，如模拟央行行长应对危机——这让刘洋领悟到宏观金融的核心命题：“理论必须学以致用”。
2011年，怀揣着对经济学研究的无限憧憬，刘洋踏上了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的求学之路。宾大经济学专业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与研究实力在国际学术界享有高度声誉。
宾大的博士生涯让刘洋获益匪浅，为他的学术世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这段海外经历让刘洋亲身体会到了不同的科研精神，也让他对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方向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他师从阿米尔·亚龙，现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建立了宏观金融核心的长期风险理论。在其他导师中，恩里克·门多萨奠定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弗兰克·绍尔夫海德发展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方法，伊万·沙利亚斯托维奇提出了不确定性的重要作用。每一位导师都在其领域内具有深远影响，他们共同塑造了刘洋在宏观金融研究中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体系。
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原本属不同分支，有着不同的风格，刘洋将两者重要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大核心问题展开：一个是系统性风险与资产定价，通过深入分析宏观经济指标，揭示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进而为资产定价提供科学依据；另一个是金融风险的宏观经济效应，即通过剖析金融市场的波动，反向理解其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与传导路径。这两个方向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宏观金融的理论体系，更为金融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研究的深入，刘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论。“我们不能满足于用现成模型解释现象，而要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机制。”这种思考方式让他在宏观金融的研究上取得突破。
刘洋将“不确定性”引入国际宏观金融模型。“所谓‘不确定性’，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假设未来不是变得更差，但也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不知道会怎样了。”刘洋通过构建复杂的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不确定性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及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一创新拓展了传统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边界。
刘洋强调金融机构在风险传导和汇率决定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引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约束风险管理行为，构建了更为贴近现实的量化模型。这一创新不仅解释了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汇率波动之谜”“利率平价之谜”，也为金融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
除了关注金融市场的微观机制，刘洋也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宏观政策的制定。他构建了安全资产风险模型，量化发行国债的利弊，为防控财政风险提供政策建议，通过测算资本项目管理政策的效果，推动了宏观审慎体系的完善。
这些独树一帜的创新点不仅体现了刘洋在宏观金融领域日渐积累的学术功底，更彰显了他勇于突破传统、敢于探索未知的科研精神。他的研究成果被数十位顶尖专家引用，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金融学会主席、顶级期刊主编和副主编等，在学术领域形成广泛影响。
刘洋对“研究”二字有着独特的诠释：“研究的英文单词是research，search是寻找，re是重复。真正的科研就是不断寻找、不断重复的过程。”这种认知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2022年发表在《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的论文，从构思到发表整整历时10年，真正的十年磨一剑。
“有一些学科可以做得很快，可能一篇文章从写到发表只需一两年甚至更短，而我的研究内容由于它的体量大、复杂程度高，需要数据、理论、量化多个技术环节，需要面面俱到。”谈起这些经历，他并不以为烦琐，也不以为苦，“每次推翻重来，其实都让我们离真理更近一步。”
方翔博士是刘洋的“死党”，他们是本科同学兼博士室友。当年，两个来自复旦的年轻人在宾大的图书馆里常常讨论到深夜，携手寻找“汇率与经济基本面背离之谜”的突破口。再到现在成为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的同事，两人已经联手开展过十几年的合作。在方翔眼中，刘洋的科研生涯里，“坚持不懈”与“勇于探索”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品质。刘洋常说：“做学问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坚持不懈地去做，不行了再改，不断地打磨。”这种对科研的执着与热爱，让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总能保持淡定和坚韧。
这种把挑战变成机遇的能力，刘洋常归功于自己的乐观。但方翔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刘洋个人性格的一种延伸。“他有着各式各样的好奇心，对变化怀有饱满的热情。”这也恰恰是科研的本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刘洋始终保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科研精神的真谛。
“经济，经济！学经济就是经邦济世。”这是刘洋一直秉持的信念。在他看来，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市场运行规律的学问，更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因此，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关注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017年从宾大毕业时，刘洋加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开启了他科研生涯的新篇章。香港具有“超级联系人”的独特地位。这座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科研环境和政策实践平台。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金融枢纽，香港每天上演着资本跨境流动的活剧。香港就像看中国金融的一扇窗户，透过它既能洞悉国际风云，又能望见内地潮起潮落。
依托香港大学世界知名的金融学研究团队，刘洋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开展与中国金融发展相关的研究。作为林晨副校长研究团队的一员，他深入数字金融、普惠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等前沿领域，通过量化模型和实证分析，为中国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港大，他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更积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为中国的金融发展贡献力量。接触国际前沿的同时，服务国家战略。这种双重使命体现在了他参与编写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以下简称《绿皮书》）中。
2022年，刘洋负责撰写的《绿皮书》中“联系汇率制度评估”的章节被数十家中外媒体广泛报道。当时正值联系汇率40周年，国际社会对港币盯住美元制度议论纷纷。刘洋团队量化了不同汇率制度对香港经济的长期影响。结论很明确：在当前阶段，联系汇率仍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2023年，刘洋又将研究目光转向香港财政赤字问题。近年来，财政赤字已成为香港特区面临的一项严峻新挑战。在撰写《绿皮书》的过程中，刘洋剖析了香港近年来的财政赤字情况，从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土地收入的影响等角度，评估财政的稳健性。他发现，赤字大部分源自结构性赤字，不能单靠经济增长的被动方式来缓解，而需要主动调整财政政策。他建议特区政府发行债券，既解决财政压力，又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这份报告被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直接引用，成为政策制定的参考。
作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人民币国际化也一直是刘洋关注的焦点。他深知，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需要提升其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更需要增强其“可投资性”。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刘洋始终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他主张，一方面要吸引更多外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另一方面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种双向开放的战略思维，不仅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更能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
经济学告诉人们的是世界运行的背后逻辑，学习经济学，能够更好地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刘洋一直保有很足的信心。他认为，经济学者研究中国，就要把自己融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关注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感受研究对象的苦与乐。
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是外人很难理解的一种琐碎和忙碌。经济研究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激情澎湃、光芒四射。相反，研究本身的过程甚至是冷冰冰的，它重复、单调，充斥着数据和公式。当然，也会有“极其美妙的时刻”——“当你发现某个问题在现实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你又能够用所学知识去尝试解答它时，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
面对全球的竞争，刘洋明白，谁拥有更多更好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赢得未来。自2017年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任职以来，他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扎根于这片沃土，不仅从事宏观金融学科的研究，还担负起人才的培养重任。
“老师的价值在于能把一种精神传递给别人，带动更多人去发挥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作为博士生导师，刘洋不仅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学生，更鼓励学生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在他的指导下，多名研究生已在国内外著名高校开启学术生涯。
作为香港大学财富管理硕士项目的创办主任，刘洋对人才培养有他独到的见解。“中国并不缺乏金融从业者，缺的是能够全方位适应行业需求的精英人才。”为此，他精心打磨课程设计，创新性地将投资分析、财富规划、沟通交流技能等前沿内容纳入课程，还邀请十余位顶尖银行家担任实践教授。该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球著名高校毕业生的上千份申请。令刘洋自豪的是，这些学生充满职业热情，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国情，成为财富管理行业未来的有生力量。
在刘洋的生活中，学术研究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即便是旅行或者出差参加国际会议，他也会利用机会深入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政策环境，将每个国家和地区都看成研究样本。这种对学术的执着，让他在行走世界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他曾在阿姆斯特丹探寻世界上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和公司金融史；在伦敦的金融城与同行探讨英国脱欧后的金融市场变化；在伯尔尼联邦议会思考瑞士成为世界财富管理中心的制度基础；在开曼群岛了解离岸金融中心的作用。这种独特的“田野调查”方式，这些行走中的思考，为他的研究源源不断注入了鲜活的质感，不仅拓宽了刘洋的学术视野，更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让他的研究始终扎根现实。
在开放的国际化平台上，总能碰撞到最前沿的问题，很多新颖的想法源源不断地出自刘洋的案头。但他很少谈及一些宏大的词语和远景，即便他投身到滚滚时代洪流之中。他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接受好的和坏的事情，拥抱变化，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他表示享受当下的一切。
从复旦到宾大再到港大，从理论到政策再到实践。回望来路，刘洋总是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幸运地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份“幸运”背后，是他近20年如一日的坚持。从破解“汇率之谜”到预警债务危机，再到解析“抗通胀资产”的真相，从政策建言到人才培养，他始终践行着那颗“经邦济世”的初心。
刘洋，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创立香港大学财富管理硕士项目并担任主任。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曾任美国联邦储蓄银行费城分行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学者。担任《经济学快报》（Economics Letters）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金融与国际金融。研究主题包括政府债务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导、汇率、国际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资本管制、可持续金融等。学术成果发表在众多金融学和经济学顶级期刊，如《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等。
刘洋先后主持和参与的基金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主题研究计划、杰出青年学者计划、优配研究金等。研究成果获得国际金融年会最佳论文奖、金融研究学会亚太年会最佳资产定价论文奖、美国西部金融学会杰出研究奖、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墨尔本论文奖等，在国际学术会议、著名高校、各国中央银行报告超过170次。承担《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联系汇率”和“财政赤字”部分的撰写工作。研究成果和政策分析被数十家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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